2009年6月9日 星期二

97(2)古詩作業二範例作品

一、 詩作:李白〈月下獨酌〉其一

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飲,影徒隨我身。暫伴月將影,行樂須及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亂。醒時同交歡,醉後各分散。永結無情遊,相期邈雲漢。

二、 問題:歷來註解對「永結無情遊」何種解釋最適合。

「永結無情遊」一句根據各家注的說法約可分為三種解釋,《歷代詩選注》說得最為清楚:「『無情遊』可有三種解釋,一指『醒時交歡、醉後分散』的交遊型態;二說因月、影本為無情無知之物,與之交遊自屬無情;三謂『無情』即『忘情』,指超越俗情而與月、影交遊,皆可通。」。而究竟哪種解釋最適合呢?

以下為各家注:

1. 朱注:「無情者,月與我雖曰三人,然月與影本無情也。」

2. 安注:「句謂月、影本無知無情之物,而與之遊,故曰無情遊。一說無情猶忘情,即忘卻世俗之情,亦通。」

3. 《唐詩三百首注疏》:「物我無情,以有情人遇之,可以永結矣。」

三、 結論:

李白在寫這首詩的時候,仕途並不順遂,根據《繫年》繫此詩於天寶三載(七四四),謂:「《月下獨酌四首》繆本題下注云:『長安。』按此詩第三首云:『三月咸陽城,千花盡如錦。』當與『咸陽二三月』詩為同時之作。」可見,此詩應作於天寶三年二、三月份。

再將此年對照《李白詩文繫年》:「天寶三載甲申……太白在翰林,代草王言,後為同列所謗,因去朝遊邠岐諸州。」我們可以想見,李白在當時心情並非飲酒作樂的快活,而應為藉酒忘懷的故作瀟灑。這點可從兩個註解本得到印證,一為《校注》:「按『三月咸陽城,千花盡如錦。』一首與《古風》第八首意頗相似,疑為在京感憤時事而作,連章不能無微意存其間,非只頌酒而已。」;二為安注繫此詩於天寶三載:「……當係本年春去朝前夕一時之作。」。而這首詩裡,詩人並沒有親人相伴飲酒,只好找「無情之物」相伴。根據《唐詩三百首注疏》而看,李白將自己的情緒賦予給月、影才造就這次的三人對飲。

根據以上,我認為李白寫此詩的目的並應當不單單是在花前月下飲酒而已,或有更深一層想藉酒消愁的意味,於是裝瘋賣傻的找酒伴。這點可從《唐宋詩醇》卷八:「……爾時情景雖復潦倒,終不勝其曠達。陶潛云『揮杯勸孤影』,白意本此。」得到印證。

而到此推知李白當時的心情已經很明顯了,那麼「無情遊」到底應該作何解呢?我認為以第三種為佳。原因如下:

第一種:『醒時交歡、醉後分散』的交遊型態。這種可能性我認為最小,因為李白在當時因為「獨酌無相親」才找來月、影作伴,最後雖然分散回家,然而他卻不忘「永結」這種飲酒遊樂,甚而「相期邈雲漢」。由此可見月、影擔任的角色不只是無人時李白唯一能找到的酒伴,也能說是具有永恆存在性的一種慰藉品,因為月是不會背棄李白的,而有月光照射就有影子,李白可以自主的控制這種交遊。由嚴羽評:「……如此相期,世間可復有可相親者耶?」可作為印證。

第二種:月、影本無知無情之物,而與之遊,故曰無情遊。這種解釋我認為不妥,因為他只是用最單純的字面意義去解讀,然而如果考慮到李白當時的仕途背景,他憂悶的心情只靠與無情之物作無情之遊應當無法解悶。如果李白真的只把月、影作無情之物,應當無法做出「對飲成三人」的浪漫聯想吧。嚴羽評:「飲情之奇,於孤寂時覓此伴侶,更不需下物。且一嘆一解,若遠若近,開開闔闔,極無情,極有情。」可作為參考。

第三種:無情猶忘情,即忘卻世俗之情。這是我認為最好的解釋。因為相互參照李白年譜,這比較具有治療效果並且符合李白脫俗之情。孫洙《唐詩三百首》卷一云:「月影伴說,反覆推勘,愈形其獨。」因為詩人孤獨所以找月影伴酒,其目的即為忘獨忘情。尤其鍾惺云:「『無情遊』兩字近道。」這可解讀為李白超脫不羈的代表,也因此,我認為作為忘情之遊的解釋最適合李白當時的心境。以李白與月、影達到了忘情的境界而相約醉後在雲漢間再相見,似乎也更符合李白喝酒的原因以及其浪漫的風格。

四、 附錄

使用資料一覽:

1. (清)蘅塘退士編,《唐詩三百首注疏》卷一,臺北市: 廣文發行, 民69[1980],頁二一

2. 瞿蛻園等校注,《李白集校注》卷二十三,臺北市: 里仁書局, 1981[民70],頁一三三一

3. 鄭文惠等選注,《歷代詩選注》,臺北市: 里仁, 民87[1998],頁三八零至三八一

4. 詹瑛主編,《李白全集校注彙釋集評》卷二一,天津市: 百花文藝, 1996[民85],頁三二六七至三二七二

2009年6月5日 星期五

97(2)中國思想史期中考作答範例

一、解釋名詞:

(1)「一念三千」:天台宗的主要思想,強調十法界互具,一法界含有另外九界,所以共有百法界。法界中又有十如是,成為千如是。又共分世間為三世間,即眾生世間、國土世間、菩薩世間,因此共有三千法界。這是說明每個念頭的興起和轉動都同時含有三千世界,彼此相即相融,圓融無礙。

(2「六相圓融」:華嚴宗的圓融無礙思想,六相即總相、別相、同相、異相、成相、壞相,用來說明事物的整體與部分之間相即相融的關係,部分是整體,整體是部分。

(3)「教外別傳」:

(4)「一心開二門」:〈大乘起信論〉中的思想,以一心開二門來解釋真心與妄心的爭論。心同時有真如門和生滅門,真如門是通往佛性,生滅門通往乍生乍滅苦痛之界,兩門同時存在,心是在二門之間流轉進入。

(5)「太虛即氣」:由張載所提出,認為萬物皆由氣之聚散所形成,氣之聚散於無形,而這氣即太虛。(氣散為太虛,氣聚為萬物。)

(6)「四句教」:王陽明所提出,性在善惡、有無之間的四種情形,形成後世弟子的爭論。偏於無,強調頓悟,偏於有,強調漸修。

(7)「般若三宗」:即本無宗、心無宗、即色宗,三宗由大乘空宗在中國流傳行程的三派,但各自有其論點缺失,心無宗只見心之空,未見物之空。即色宗,只見一切皆空,忽略假有之有。本無宗最類似中國玄學思想,物始於空,一切皆空,但未見有非真有。


二、魏晉玄學為何被稱為「新道家」?請試從其論述主題、思考方式或其他相關角度申論之。

【範例一】

魏晉玄學與道家的關係可以從承-啟兩方面來談,本身便從《老子》、《莊子》及《易經》作為初發的研究對象,玄學家多注解三玄,延伸其文本以闡發自己的思想論述,就論述主題來說,道家與玄學都有探討形上學,對於天地萬物的形成、變化與更高一層抽象構成提出疑問,尋求解答(當然道家亦有重視人、物的實用部份,這點與玄學清淡、超越事物有很大的不同)。若個別由思想家來看,便能更深入掌握其間的不同,首先是正始玄學中王弼對《老子》的發展,透過「名號」、「稱謂」深化老子所謂「道」,並與魏晉選材任官風氣為背景結合,延伸到本末有無,另一方面則注《易》,加入老子的思想,使儒家、孔子玄化,從經典中調合儒、道差異,用「體無言有」使整個生命融入、浸潤,變為探討人生安頓的本體論思考。

其實魏晉玄學亦建立於對社會亂象一種追尋出口、桃花源的背景下,道家在先秦是出世、逃避的,玄學承此,卻更進一步探討人之所存在、世之所承載,立於「巨人肩膀」的先秦多采思想,扣其兩端而竭焉,透過注釋經典,說明語言只在「工具性、媒介性」上打繞,雖依附傳統,卻不能不有所創造,此「創新」便是玄學「新道家」的本質,正始玄學以易、老為主,竹林七賢則以莊為宗,元康時向秀、郭象強調圓融無礙,從<逍遙遊>中延伸出「名性分」,讓講求門第的士族社會多出一線生機,因每個人都擁有自己的名教世界,由此獨化,只要了解自己,便能掌握道境,成全自己最好的,道家談明哲保身,如山木無用之用是為大用,但玄學使人俱有自我,並藉有、無辯證探究世界本體,他們不是自說自話,而是用辯名析理深入各種宇宙人生問題,他們不一定要遁隱,卻能「大隱隱於市」心尚玄遠,在形跡之上談冥、神,用以包容扭曲的混亂,理出一種「混沌」,並且不同於道家的尋求超脫,它是反思、批判,不斷嘗試磨合衝突,慢慢將時代巨輪與機芯接軌,呈現一整體鐘錶形象,並在這之上能看清時光流轉,這時光流轉便是道,玄學使它更明晰、更多面相得以親近。

【範例二】

魏晉玄學以老莊思想為骨架,並融入儒家,進行儒、道之間匯通成為新道家。老莊思想追求形而上的宇宙論,欲探求本源至萬物的生成過程,魏晉名士們將宇宙論轉向抽象的本體論,討論超時空的本體與具體天地萬物之關係。

老子認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但王弼認為,無對有不是生的關係,是使全體有得以存在的根據,即無是有的本,另外也有裴頠認為無是有的偏漏,強調有才是萬物之本,不論是哪種,可知魏晉玄學家根據老師的宇宙論,化為本體論,找出萬物與本體的關係,而本體論不只是神秘的解釋,還化為人的精神安頓之境界,即以道家宇宙論發展出安頓自我與批判社會的本體論哲學。

魏晉名士徘徊在名教與自然之間,名教與自然的關係探討就是本體的探討,其有名教本於自然,越名教而任自然,自然即名教,名教即自然。在名教與字然之間徘徊,即希望將儒家與道家之間做一個合理的安頓,名教與自然並不一定是相衝突的,因此在思考這問題時也貼合到無、有本、末的探討,王弼認為自然為本,名教為末,要崇本息末,但同時也崇本舉末,因此他說聖人有情,聖人能體無,聖人是自然的表現,同時也具有名教表現,因聖人將自然內化,因此名教本於自然。

魏晉玄學探討本體論,並融入儒家情、性的說法,在郭象得到大發揮,他認為性有分殊,但任性而逍遙,即在本末情性之間找到安頓生命之境。總之,魏晉玄學不只是單純擷取老莊的行上學理論,他們也試著融合儒家於其中,以道解儒,安頓自己的生命,而成為儒道匯通的新道家。

三、宋明理學在整個儒學史上扮演著「新儒家」的角色,何新之有?請從其特殊的關懷向度、聚焦的核心概念或其他相關角度申論之。

【範例一】

宋明理學其實就建立在儒家主體上,去吸收消化佛、老,展現一種生存情理與深度感受,先秦儒家所關懷是內聖、外王,充滿效用或退而求修養自身,理學基於此,更深入談背後所依據的的「心」,就像一把鑰匙,由此才能開出各種境界,並強調心之上的根源與心之下的施行,可以說是儒家的繁雜化,將佛教、道教各種主觀性客觀性原則納入探討,以一系統脈絡架構「道德」根本,故理學承繼著《論語》、《孟子》、《中庸》等,深入談心、理、氣,並加入功夫論,讓人的氣性變做可掌握、積極改變的,比起儒學,新儒學關懷人更多,他們不用汲汲於對社會、國家、自我負責,卻多了一份思考的浪漫、理性的浪漫。

新儒學談心,用心的滑落表示不能充分體現理之處,或從心即理角度,對心高度肯定,這兩種派別一面走向橫攝原則,用漸進方式轉入道問學,是外求的,另一面則掌握「天地一體」,不只內在性,更見宇宙性,事實上都是強調道德運作與「人」,並且藉由這種種格物、致知、理、氣、心性,使不同根器的人由不同方向入手掌握自己、涵養自己。

【範例二】

宋明理學以儒家為主幹,融會儒道兩家的智慧,創造了新型態的哲學。理學重建了宇宙本體論和心性修養論,重建了道德形上學的體系,把經典注視由五經轉向四書,來討論身心修命、修養的傳統。

理學融合儒、釋、道,討論天地本體論、心性論,藉對天地萬物之理的瞭解,進而瞭解到自己的心性,學習如何成聖,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道,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宋明理學講求一個成聖的修養功夫,但這個理要藉由瞭解天地萬物之理才能知,才能實踐。孔孟時期的儒家講的主要是內聖外王,人道天道,對宋明時期的理學家們來說,天道之理即人道之理,人道誠體的體現就是天道誠體的體現,因此中庸與易傳在宋明時期更為被重視。

既然瞭解天道就可以實現人道,也就可以成聖,但要如何瞭解天道呢?宋明儒者開出心即理與性即理兩面向,直指本心,發揮本心中之善即是道的體現,或者藉由一日格一物,物物皆有理,格其物、窮其理,就可以慢慢得理,實踐理。

宋明儒者認為瞭解天道之理,即可以實踐人道之理,人道上契天道,兩者是相同的。在瞭解天道的方法是類似佛道兩家的本體論,而人道則是儒家的心性之學。因此宋明理學是將佛道本體論與儒家心性論相結合,藉由對本體論瞭解之理,來體現人性之理,而這種表現就是成聖的理,可以說宋明理學融合儒、佛、道三家,並以儒家為主體,以成聖之實踐為終極目標,將儒家的內聖之理更為擴張,因此成為一個新的儒家氣象。

2009年6月3日 星期三

古典散文讀書札記──枚乘《上書諫吳王》

一、作者介紹:

枚乘,字叔,淮陰人,漢代有名賦家。景帝時為吳王劉濞郎中,後來吳王欲發動七國之亂時,曾上書諫吳王,欲其勿反,吳王不聽仍欲叛亂,後來漢景帝聽信讒言,殺晁錯以謝諸侯時,又重上書於吳王諫之,王不聽,故枚乘只得離開吳國,投奔梁孝王劉武。不久漢朝大將周亞夫率領軍隊打敗了吳楚叛軍。楚王劉戊自殺,吳王劉濞逃到東越被殺,其餘五個王也是同樣的下場。這場叛亂只三個月就平息了。七國之亂平定之後,枚乘因寫了〈上書諫吳王〉而名聲大振。景帝拜他為弘農都尉,他不願做郡吏,稱病離職,仍舊到梁國,為梁王的文學侍從。梁王死,返淮陰。後來,漢武帝十分仰慕枚乘,以"安車蒲輪"徵召枚乘入京,但枚乘病死途中。

二、寫作背景:

《漢書》〈賈鄒枚路傳〉曰:枚乘字叔,淮陰人也,為吳王郎中。吳王之初怨望謀為逆也,乘奏書諫曰:…。漢景帝時,晁錯上削藩之策,引起了諸侯的不滿,吳王害怕禍將及己,於是策動諸侯,預謀西面而以殺晁錯為名,行叛亂之實,此即「七國之亂」。《漢書》〈荊燕吳王傳〉曰:諸侯既新削罰,震恐,多怨錯。及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則吳王先起兵,誅漢吏兩千石以下。膠西、膠東、淄川、濟南、楚、越皆反…。由此可知其近因是由於晁錯的削藩政策。但是吳王為漢景帝之血親,為何帶頭而反,這讓人不禁生惑其與景帝間隙從何而生?於是我在《漢書》〈荊燕吳王傳〉中尋找到了一個遠因,這個遠因造成了他們之間關係上某種程度的破裂。《漢書》〈荊燕吳王傳〉有曰:孝文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吳太子師傅皆楚人,輕悍又素驕。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後來漢文帝雖然平息了吳王的喪子之恨,但中央與地方的關係是或多或少有些微妙的不合產生,我認為這個也可以視為吳王後來之所以叛亂的原因之一,但不明顯。因為喪子的痛苦加上削藩的不受尊重才引起了後來的七國之亂。這正是《漢書》〈賈鄒枚路傳〉裡所說的:「吳王之初怨望謀為逆也。」中的怨望。枚乘當時為吳國郎中,故寫下了〈上書諫吳王〉一篇來勸吳王不可反叛。

三、文章分析:

這篇文章是出自於《漢書》〈賈鄒枚路傳〉裡的一個橋段。這篇文章原本是沒有段落之分的,但是參考「海南新聞國際出版中心」出版的《漢書註釋》和自己的一點拙見之後,認為大約可以分成四個段落:

(1)臣聞得全者昌,失全者亡。…臣乘原披腹心而效愚忠,惟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
(2)夫以一縷之任系千鈞之重,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此愚臣之所大惑也。
(3)人性有畏其影而惡其跡,卻背而走,跡逾多,影逾疾,不如就陰而止,影滅跡絕。…福生有基,禍生有胎;訥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
(4)太山之霤穿石,殫極之綆斷幹。…臣願大王熟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

第一段先點出上書的主要想法,認為「得全者昌,失全者亡」。但是並未明顯的說出是為了吳王反叛之事而上此書。先以舜和湯武等古代聖王為例子言其:「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重點強調在「王術」,而「得全」這種概念,也可以視為是「王術」的表現。「王術」是古代中國的一種「德」的表現,早在《孟子》〈註一〉一書中就有言:「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所以言王術,就等於是在言仁德。吳王之所以發動七國之亂,是假藉著殺晁錯,清君側的名義,即使後來漢景帝殺晁錯以謝諸侯,他仍執意謀反,這足以證實其乃「以力假仁者」也。雖然不確定枚乘上此書時是否有想到《孟子》的這段話,但可以確定的是他希望表達的核心概念:「得全與否」。為了表達這個核心概念,他使用了婉轉的手法來陳述心中的看法,不是以儒家的直上諫諍〈雖說核心是儒家〉,而是加上了一定的利害關係闡述之,這點在以下的分析中亦不難發現。

第二段以後則開始解釋形勢利害的關係,但是話語之中隻字未提及吳王叛亂之事。而是先以「一縷之任系千鈞之重,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系方絕又重鎮之;系絕於天不可複結,墜入深淵難以複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來表達若是貿然叛變的話,情勢將會變得十分的危急。又言「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為,危於累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為,易於反掌,安於泰山。」危於累卵、安於泰山對應的是「欲為之事」的行與不行,利害一比對之下,則優劣立見。

第三段則是延伸第二段利害關係而來的一些例子,例如「人性有畏其影而惡其跡,卻背而走,跡逾多,影逾疾,不如就陰而止,影滅跡絕。」、「欲湯之凔,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這都是延續著前一段千鈞一髮的情勢而來的,知道繼續做下去情勢會越發的危急,那為什麼不停下來呢?這就是枚乘在此所欲表達的意思。後又言養由基之善射有百步穿楊之功,但止於百步,來說枚乘自己雖不善射,但眼光卻是長遠而精準的。段末又言「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拉回「絕薪止火」「就陰而止」的主軸,進而衍伸至納福絕禍的道理。

第四段則是轉而講述「漸」的重要性,用「太山之霤穿石,殫極之綆斷幹。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如蘖,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抓,據其未生,先其未形。礱蹐底厲,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等比喻來勾勒出「漸」這個概念,進而推出了積德、悖理棄義均是一種漸然的過程,積德行雖然短時間看不出成果,但是有時而用。悖理棄義短時間也看不出任何變化,但仍是一條走向滅亡的道路。 最後一段仍然回到了文章最望表達的,也就是文章的一開始所說的:「得全者昌,失全者亡」這個「全」,可以指向王道,也就是一種德行的表現,由此可知,積徳與悖義指有一線之間,然而作者在文中所取譬,所比較的利害關係,卻也正凸顯了行德建善這條道路的重要了。

本文幾乎通篇未提及吳王叛變之事,只言利害關係,通篇使用取譬的方式,使文章變的較為隱晦,故林希元〈註二〉曰「此書是當吳王逆謀未露之先而諫之,故全不露出事情,而長喻遠譬,曲盡利害,文字起伏變化,百態橫生,真古之善言者。」〈註三〉

四、疑問:讀到後來有發現到兩個問題。

〈一〉既然第三段是延續著第二段的文義而下,那為什麼不直接將二三段合為一段呢?合起來我認為有幾個好處:

  1. 文章的主要段落明顯立見。
  2. 這篇文章不過七百多字,然卻分成四段,顯得有點破碎,重點感覺很分散。若是將二三段合而為一,這樣會顯得比較有力氣,因為在閱讀的過程中,發現第二段的比喻較為抽象〈ex:千鈞一髮〉,而第三段是較為寫實的方式〈ex:人性畏其影〉,或許是因為兩段的表達方法有著明顯的不同和材料的承接性高,就將其分為兩段,但是就文章想要表達的方向而言,我認為兩段之間有著順承一氣的效果,所以想將其合而為一。

〈二〉若依照「海南新聞國際出版中心」出版的《漢書註釋》分三四段而言,則文章又斷了氣了,第三段所使用的譬喻都是在講斷絕禍根的重要,雖然段末突然跳出來養由基的文字,但是基本上的重心還沒有跑掉。然而我發現這本書將第四段的開頭定為「福生有基,禍生有胎;訥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但是絕禍根這種「釜底抽薪」的做法其實是第三段所欲表達的,為什麼欲表達同樣一種概念的文字要將他們拆散分段呢?所以我認為,本書中第四段的開頭應該移至第三段的結尾來使用才合乎文章的內容。


 

註一)《孟子‧公孫丑上第三章》

註二〉林希元,字茂貞,小名巒,號次崖,麝浦人(按《林氏族譜》載同安山頭鄉人),生於明憲宗成化十七年辛丑(1481)農曆九月三十日。明武宗正德十一年丙子〈1516)解元朱淛榜,正德十二年丁丑(1517)丁丑進士,官拜南京大理寺丞。著有《易經存疑》、《四書存疑》、《二疑》、《易經》、《四書精註》、《太極圖解》、《次涯文集》、《仕學潛說》等作行世。世宗嘉靖四十四年乙丑(1565)農曆三月二十七日卒於鳳山退脩堂,享壽八十五歲。賜祭葬,謐刑部侍郎。清康熙年間謐封文宗廷尉,乾隆年間謐封理學明宦。

註三〉 語出《漢書集釋》卷二十一〈賈鄒枚路傳〉林希元註

五、參考資料:

《漢書集釋》 施之勉 台北 三民書局 2003年 2月

《漢書註譯》 周谷成 北京 海南新聞國際出版中心 1999年4月

《國寶 漢書 宋慶元本》 平中博士出版委員會 東京 朋友書店 1977年9月

《中國文學史》 葉慶炳 台北 學生書局 1997年6月

2009年6月1日 星期一

97(2)陶謝詩試題作答範例

一、沈約《宋書》如何書寫陶淵明與謝靈運,試就所知,詳論之。

【熊國娟得分/配分:24分/25分】

沈約《宋書》寫陶、謝二人有極大的差異。首先在形式上,寫謝靈運的字數就整整是陶淵明的近十倍之多,由此就可窺見其用心。沈約將陶淵明編入隱逸傳,顯然欲突顯陶淵明「隱士」的生命情調,筆法輕靈,好似在寫神仙,並引入具有神秘風采的<五柳先生傳>,以傳中有傳的方式多著墨其人品、志節,對作品、詩風等等並無談及。

相較於陶淵明,沈約寫謝靈運時筆法就嚴肅多了。沈約把謝詩的出現當成文學史上一大事,其實從《宋書》作者個人來看,沈約重聲韻,也就是像當時人的審美趣味一樣,「文」和「質」兩者,比較重視前者,不僅如此,沈約更認為最上等的詩,是要「音韻天成」、「高言妙句」的,也就是說,在一切規定之下,除了要符合五色相宣、八音協暢外,其背後還要以「天成」作其支撐,沈約雖說「此秘未睹」,但看他如此推崇謝詩,想必認為謝詩已達要領了吧。謝詩是純文學的,沈約就以純文學的眼光欣賞,並將他放在文學史的脈絡中,以相互契合的氛圍寫傳,沈約真可謂是謝靈運的知己了。

二、<會吟行>一詩如何流露謝靈運對故鄉的情感?是詳述之。

【熊國娟得分/配分:24分/25分】

謝靈運在任永嘉太守時,寫山水詩的筆雖也未停下,但讀來總是有一股鬱悶之感,詩中四季的變換、高山流水似乎都染上了詩人的哀傷。在永嘉任官一年後,謝靈運便如願回故鄉會稽隱居。重新返回故鄉,心情當然雀躍,於是不免歌頌山水,這時寫的山水詩就自然可愛了,還伴隨著驕傲感,在<會吟行>一詩中展露無遺。

「六引緩清唱,三調佇繁音,列筵皆靜寂,咸共聆會吟,會吟自有初,請從文命敷… …」隨著詩人喜悅的跳動詩句,從故鄉會稽的歷史開始說起,「敷積壺冀始,刊木至江汜,列宿炳天文,負海橫地理… …」。而故鄉的山水:「連峰競千仞,背流各千里,滮池溉粳稻,輕雲曖松杞… …」熟悉的景色,在詩人眼中更添風采,並且是獨一無二的感動。「兩京愧佳麗,三都豈能似,層台指中天,高墉積崇雉,飛燕躍廣途,鷁首戲清沚,肆呈窈窕容,路躍便娟子… …」對故鄉的戀棧,不論是山川景色、市井風光,在詩人眼裡都是絕無僅有,愛戀萬分,鄉土主義十分濃厚。

除此之外,「自來彌世代,賢達不可紀」,詩中提及勾踐、范蠡、梅福、東方朔、梁鴻等等,有些人並不是會稽當地人,只是暫時帶過而已,謝在此並無血緣主義,展現出寬廣的胸襟,只要來過我故鄉的人,都是我故鄉人,從這點也可看出詩人對故鄉的情感不在話下,詩人被困在宦海多年,終於回到家園,也難怪會「牽綴書土風,辭殫意未已」了!

三、是就「未厭青春好,已覩朱明移」的境界討論陶謝二人詩風的區別。

【熊國娟得分/配分:24分/25分】

陶、謝二人因為個性、氣質、出生等不同,造成了兩種有極大差異的遭遇以及詩風。從古至今,很多人都對陶詩的廣闊著迷,就像是身在雲端一樣,總是那樣的令人嚮往;相較於陶詩的坦率,謝詩卻有著鬱悶、矛盾的氣質。詩人本身的性格當然反映在詩作上面,由此成就了二人各有千秋的詩風。

例如對大地四季的變化,二人的態度就相差甚遠。古代文人向來多傷春、悲秋,因為春天往往就代表了青春活力,春天走了,緊接而來的夏天,大地像是忽然醒過來似的繁榮茂盛,也常會讓人感覺到猛然一驚的領悟,春天走了,更多的當然是感嘆,而接著就是蕭瑟的秋天,然後一無所有的冬天了……謝靈運的<遊南亭>一詩,正是上述最貼切的詮釋。

「澤蘭漸披逕,芙蓉始發池,未厭青春好,已覩朱明移」還沒有把春天狼吞虎嚥的吃飽,怎麼在一瞬間就面臨夏天了?面對四季的更迭,善感的詩人總是敏感且多愁。

同樣是面對春末夏初,陶淵明可就不這麼悲觀了。他的<讀山海經>一詩中云:「孟夏草木長,繞屋樹扶疏」,面對夏天,陶淵明的眼裡是生機勃勃,綠意盎然。其實不只是夏天,陶淵明對於四季的轉動,就如同他看世間萬物一樣,總是充滿欣喜的。不僅是季節上的春夏秋冬,人生中的春夏秋冬,也就是涉及人的生與死等種種變化,陶也總是有著「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的深遠思想。萬物或是人事上的「改變」,在他眼中都是極自然的事,又何須感傷呢?

讀謝靈運詩時,總是想起鄭愁予的詩句:「擁懷天地的人,有簡單的寂寞」,謝靈運這樣一個寂寞的人,因為有一顆寂寞的心,所以在他眼中,即便是花,也亦是寂寞的吧!

四、「目睹嚴子瀨,想屬任公釣」兩句如何解釋,最能掌握謝靈運當時的心境?

【熊國娟得分/配分:24分/25分】

謝靈運在永初三年,因捲入政治漩渦而遭貶至永嘉,從繁華的建康到偏遠永嘉的途中,經過許多山水風景,都像是有感情似的,它們的存在本身,對遭流放的謝靈運來說,處處是提醒,尤其是經過故鄉鄰近的好山好水,更是令謝感嘆自身的遭遇,並且趁此趟遠行仔細省視自己。

在旅途中,謝靈運作了<七里瀨>這首詩,就是當時他心境的最佳映照。「遭物悼遷斥,存期得要妙,既秉上皇心,豈屑末代誚,目睹嚴子瀨,想屬任公釣…」其中,「目睹嚴子瀨,想屬任公釣」更是說出謝一生的矛盾處。

在赴永嘉途中,謝靈運看見了嚴子瀨,想起他永恆的願望─「隱居」,他一向是嚮往「高揖七州外,拂衣五湖裡」,但在「隱」之前,他更希望能像任公釣大魚一樣,做一番轟轟烈烈的大事業,這是中國文人共同的夢,就像李商隱詩云:「永憶江湖歸白髮,欲迴天地入扁舟」,這也是謝無法欲隱就隱的主要原因,他心中「兼抱濟物性,且不纓垢氛」的壯志還未酬。這是他耿直的地方,卻也是造成他一生在宦海生涯浮沉,最後卻不得善終的悲傷原因。

四、「目睹嚴子瀨,想屬任公釣」兩句如何解釋,最能掌握謝靈運當時的心境?

【李毓倫得分/配分:23分/25分】

李商隱「永憶江湖歸白髮,欲迴天地入扁舟」,與謝靈運的心境不謀而合。

他想要有嚴光、任公那樣歸隱山林,但其實還有隱情。嚴光是在幫助完劉秀完全統一之大業後,才毅然絕然放棄功名利祿回歸山林。而自己呢?謝靈運認為自己還尚未有如同謝玄、謝安他們在仕途上有大作為,怎可就這樣殞落於莽野之間。所以詩的一開始才會有「孤客傷逝湍,徒旅苦奔峭。」、「荒林紛沃若,哀禽相叫嘯。」等句子。這些都是詩人投射心情的証明,不然平凡的寫景句子,為何要塑造出這樣憂悶的氣氛?但即使在這般低潮的心情下,靈運仍有我們可敬之處。「既秉上皇心,豈屑末代誚!」,靈運展其自傲,反而回去療慰自己,這就是與自謂「羲皇上人」的陶淵明的相似又不相似之處,同的是兩人崇尚的出世氣節,異的是謝出世與入仕的矛盾。「誰謂古今殊,異世可同調。」作為結尾,是又再宣告那些譏誚小人自己的決心,同時告誡自己得秉持下去。

2009年5月27日 星期三

97(2)古典散文期中考作答範例

  1. 李華〈弔古戰場文〉兼具抒情與議論特質,其議論的主題為何?並請分析本文如何運用抒情手法強化議論主題。

李華弔古戰場文中以抒情手法襯出全文旨意,並用抒情以柔化議論的強硬,對闡發主旨起很大功效。

本文非為反戰文,作者認同具備王道、教化、仁義的王師出兵的正當性,只是批評當時仁義王道不施、位用人唯才下對百姓生命、財產所造成的傷害,並於文末提出使人民不受戰爭所苦的方法是「守在四夷」,施行仁義、王道、教化使四方邊疆民族歸順,如此一來除不用再對邊境用兵外也可收到邊疆民族作唐朝的一層防線,協助抵抗外侮之效,因此全文主旨在實行王道、教化使守在四夷,並以抒情手法強化此主題。

先以遼闊空間感起興,以抒情方式帶入古戰場主題,營造悲涼氣氛,後用示現手法將戰爭慘況以諸如血滿長城之窟等誇張筆法寫出激起讀者心中昂揚的情緒和不忍。且用堅冰在鬚等語具體形容戰士身體所受到的苦難,再以同理心深入描寫戰士們個人微小的想法和作為一個士兵生命如草芥般不值及不知可否活著回家,不知歸路的內心憂愁,在強大的示現抒情筆法下將情感凝聚至高點並代入議論,使議論出現的不突兀且說教感在強烈抒情氣氛渲染下被柔化,此氣氛下議論內容成為解決戰士身、心淒苦的辦法,是黑暗中的一絲曙光。

文末以每位戰士背後的家人著手,指出每位士兵背後都有一個家,他們是家中支柱,戰爭除使支柱被硬生生抽離外更會引起接踵而來的荒年等災害,再用抒情方式極寫家人面對戰士出征後內心的哀傷、起伏,此方式使全文情感升至最高點,更使點出全文主旨:守在四夷、行教化、王道,減少戰爭的發生,使戰士回歸家中,施行的重要。

全文以抒情貫串,除激起讀者的情感外,也收到柔化議論,用抒情襯出議論施行必要,渲染不實施王道下人民的悲苦、戰爭的頻繁以強調主旨:施行王道、守在四夷的迫切性。

二、柳宗元〈童區寄傳〉所寫其人其事本具有「奇」的色彩,柳宗元又以文學手法突顯峰附其人其事的「奇」,請就本文「文奇」之處加以分析說明。

【蔡立歆(49501073)得分/配分:25分/分】

〈童區寄傳〉的文奇分為五個特點:

從普遍性見其特殊:先描寫民間綁架風氣之盛,父母會將自己兒女拿去賣,賣完就綁別家小孩再賣,小孩被綁的家庭就再綁其他家的小孩去賣。在這種「少有所脫」的情形,區寄能以11歲之齡成功脫逃且平安回家,是一奇。

動作性描寫:文中不描寫區寄的想法,被綁架時的心裡狀態,只從外部的動作來突顯區寄之奇。被綁時的假哭、殺了第二個盜匪後的吵鬧引人注意進而報官,證明區寄的個性冷靜和思慮細膩,自行磨斷及燒斷繩子不怕受傷可看出區寄的勇敢,殺了第一個綁匪又被同夥抓到,馬上以利誘之而保全性命,是區寄的機智。

使用大量短句營造緊張氣氛,並讓場景快速跳越,將讀者的心情掌握在手中,才放鬆下來卻又馬上緊張,如區寄殺了第一個綁匪,才以為可以成功逃脫,他卻馬上被抓到,或殺了第二個綁匪,才以為事情都已結束,但區寄還有報官一招。一鬆一緊的調度,讓文章跌宕起伏、高潮不斷。

段落的差別:區寄被綁的段落純用敘述描寫,逃脫的段落則輔以對話,讓區寄的人物形象更加立體鮮明。

寄慨:藉由區寄的故事,抒發對當時社會風氣以及政府的態度(漢人有蓄奴需要,才會有綁架小孩去賣的風氣,也因為有利可圖,故政府不插手,綁架小孩風氣就越來越嚴重)的感慨。

三、孔稚圭〈北山移文〉與韓愈〈送窮文〉都具有「以文為戲」的諧趣,請申論二文的諧趣如何構成?作者又在此游戲筆墨中寄託了何種主旨?

【李學人(49601007)得分/配分:25/分】

〈北山移文〉利用了古代「移文」這種討伐的文體寫入了作者對周子的批判,但作者則是以北山為主體對周子的無情進行了控訴,言其初之志,許由、涓子,務光不能儔,後又因明騶入谷,動其心志,這種態度的反差突顯出了作者本身對假隱的批判。進而又言北山為南山,北嶺譏笑,松柏落蔭,明月誰侶,寫出了北山的受欺,山中的生物和景致亦顯孤苦無依之感,萬物本無情,然而作者用了擬人化之手法寫其心聲,移文本身是一種征討的文字,利用了擬人的手法則使形式出現了一種詼諧的效果,然而其內在價值的呈現則又有莊重的主題:對假隱之批判。

〈送窮文〉一文則遊戲意味十分濃厚,送窮文本來是一種極為莊重的文章,但韓愈於文中則是使用了許多詼諧的對話和動作,如其初對五鬼之計,數「非四非六,其十去五,除七餘三」之類的文字,則為戲也,又言其五鬼聽到了韓愈對其之描述(言其對韓愈之影響)則大笑不止的畫面性,除了遊戲為文的目的之外,更是增添了一種詼諧、戲劇效果。這篇以莊重的題裁寫詼諧的題材,用了反差造成了詼諧之戲味,但究其根本,韓愈在聽完了五鬼(智學文命交)是為了為其留身後名之後,遂「垂頭喪氣,延之上座」,表現了其情感上的不得已,但理智上卻不得不固此窮也,其內心價值的選擇和拉扯,才是此篇以莊寫詼諧,而又寓莊(人生五窮的選擇)於諧的目的啊。

四、請就柳宗元〈鈷鉧潭西小丘記〉中「主體情志」與「自然景物」之間的關係加以分析。

【曾毓(49701040)得分/配分:25/分】

柳宗元在本文重點上突顯「石」的奇之處,能從旁人未曾注意過的支微末節看出旁人

所未見。並賦予「擬人」在此自然景致,反照自身情感於上。看似寫景,讀到後來,卻發現作者寫的其實就是自傷自己不遇之慨,恰若那些本質尚美卻逢無遇的自然之景的悲哀了:

開頭即寫石「突怒偃蹇」,鮮明的點出石頭各異奇趣的形式。再寫「負土而出」,即賦予「奇石」動態之美,彷彿在那瞬間捕捉到「凝神」的某一時刻。接著,極為生動而細膩地寫其中兩種石頭情狀特殊之處。由若熊羆攀爬向上、還有向下運動的樣貌。除此之外。手段仍特別強調出石頭的「精神」是氣宇軒昂,正氣凜然的。由此,我們看見了作者似乎隱藏在其中。事實上,柳宗元就是在「奇石」中看見自己,所以便賦予自身情感在那石頭上。

二段由近到遠鋪述,層層遞進。先寫作者買下無人賞的美地,感慨之餘,剷草刈雜地把剛買下的第重新整頓一番。值得注意的是,除了理解字面上那層整頓環境外,作者似乎別有旨意。割去雜亂地草也代表了作者想除去那些朝廷中的奸臣小人,方才有此寓意。接著又寫,除去雜草後景觀的煥然一新:「佳木立」「美竹露」,名詞在前、動詞在後乃作者匠心獨具之處,讓美景有躍然紙上,生動之美。另外更提到自身在欣賞眼前美景時,真正體玩了自己曾寫道的「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在此同時作者確實達到了精神與景合一的效果,所有的榮利名祿似乎暫時被拋去,享受那種身心而一的存在感!

末段,作者分析了在京城和遠州,鈷鉧潭小丘的際遇必不大相同。幸得遇見自己,否則再美的景致也無人賞。由此觀己,作者開始顧影自憐,雖文中表現的是明亮輕快,但實際未寫出的是作者之慨。

總結來說,本文善用「擬人寫景」。把自身情感沾染上景物,讀者閱完,也能深刻了解作者不得志之慨溢於言外!

古典散文讀書札記──《史記‧荊軻傳》文本分析

一、前言

漢代史學家司馬遷(145B.C.—?),首創以人物為主軸來書寫史書之體例「紀傳體」,完成曠世大作《史記》。其起迄年間為黃帝至漢武帝太初年間,共兩千五百年,內容包含本記十二篇、世家三十篇、列傳七十篇、表十篇、書八篇,共一百三十篇。文學大師魯迅曾讚賞此部史書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說明了《史記》並不僅是單純記載漢代武帝前之史事,作者也灌注自身主觀情感,不斷以情節和人物之間的對話相互穿插,使之更具備文學性,值得史學家和文學家一再研讀。

《史記》對於人物的刻畫描寫具有高度文字技巧,本文欲以〈刺客列傳〉之荊軻部分作一文本探討分析。〈刺客列傳〉全文約五千多字,專寫曹沫、專緒、豫讓、聶政、荊軻五人。有趣的是,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曾言:「曹子匕首,魯獲其田,齊名其信;豫讓義不為二心。作刺客列傳第二十六」並未將荊軻的部分作出具體說明,

但全文有關書寫荊軻的部分就約三千多字,由此可猜測此部分為作者欲讓讀者得知其傳達渲染「刺客」文章的主要核心,而埋下伏筆。(教師眉批:所言核心是什麼?)

〈刺客列傳〉的創作反映出春秋至戰國之養士風氣與作者因遭遇而內心變化的時代背景和個人因素,天漢二年(99 B.C.),漢將軍李陵兵敗匈奴投降,後又誤傳為匈奴練兵,消息傳回漢朝,司馬遷為李陵辯護,武帝以腐刑懲之。司馬遷與李陵當時非親非故,勉強只能算是點頭之交,卻願意挺身而出,此舉便可體會司馬遷自身無意中流露的「俠氣」。「俠氣」是一種正義感和同情心的結合,刺客們皆因「俠氣」而重義氣、重然諾,對於知己者赴湯蹈火,「士為知己者死」正是司馬遷在書寫〈刺客列傳〉的精神主旨。

二、正文

清代學者吳見思於《史記論文‧刺客列傳》曾說:

刺客是天壤間第一種激烈人,〈刺客傳〉是《史記》中第一種激烈文字,故至今淺讀之而鬚眉四照,深讀之則刻骨十分。史公遇一種題,便成一種文字,所以獨雄千古。

作者一開頭便提筆交代荊軻的身世來歷:「荊軻者,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而之燕,燕人為之荊卿。」從這一小段文字,我們可以看出一些端倪,荊軻與其先輩前前後後曾居住過三個國家:齊國、衛國與燕國,他為衛國人而非燕國人。作者接者提點出荊軻「喜好」讀書擊劍的「好」,而非「善」,「好」的程度與「善」有一段距離,為荊軻前往秦國刺殺秦王失敗之事似已埋下伏筆。筆者認為,荊軻的個性有一大部分是受到他自身興趣的影響,喜好擊劍從中洩露出荊軻「俠者之氣」;愛好讀書則造就後文所提及「深沉」的一面。兩者興趣相合一起,再加上作者藉由荊軻與其在燕國的好朋友狗屠和高漸離時常在燕國市集飲酒、擊筑,相擁而笑而泣的情節,且遊走在諸侯之間,和威望有才幹的賢長者來往,綜合在一起,荊軻在文中一開始便被作者賦予表面上爽朗豪放、粗枝大葉的形象,但卻又不失睿智、具思維性的思考能力。

在抵達羈絆極深燕國之前,作者將筆調集中於荊軻遊徙各國的原因,並藉由在旅途中發生的小插曲間接加說明荊軻的個性。衛元君一事,反映出荊軻對於事情具先見之明。衛元君不聽從荊軻的勸言,終致家國遭秦滅亡,坐落他鄉野王的命運。荊軻在路經榆次時,和蓋聶談論劍術;行經邯鄲時,與魯句踐下棋,紛紛因為意見不合,導致蓋聶和魯句踐生氣而「怒之」、「目之」,荊軻面臨這樣的窘境,選擇「出」、「嘿而逃去」。表面上來看,荊軻此舉看似膽小、避免尷尬,實則是不願與人作意氣之爭。「深沉」使荊軻的個性沉熟理智、行為穩健。一般人遇到他人的激動的爭論時,無非不是想反駁,但會從中參與過多的個人情緒。荊軻似「落荒而逃」的寫作筆法,除前述「忍」的美德之外,卻也無形暴露出荊軻在個性上缺點的另一面向:未能有包容、虛心受教的態度。

荊軻喜於結交朋友,在燕國他不僅與俠義之氣相投的朋友狗屠和高漸離感情相當好,也結識當地隱居者田光。在第五段之文末,作者書寫田光先生知道荊軻並非泛泛之輩,便特別善待他。筆者認為別有用意,田光先生既慧眼識得荊軻的才幹,便藉此作一個定點,為之後田光推薦荊軻給燕太子丹、荊軻刺秦王之事件發生有一絲脈絡可循。

燕太子丹是《史記‧荊軻傳》另一重要人物。燕太子丹在兩岸發表的論文與資料說法各不相同,筆者認為作者在文中並沒有直接描述燕太子丹的個性,而是藉由鞠武、田光與荊軻等人的接觸以及一些小舉動讓讀者慢慢推敲琢磨。燕太子丹因曾在趙國當人質,與當時生於趙國的秦王嬴政結識,兩人小時候的交情相當不錯,等到秦王政即位後,便「秦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太子丹回到燕國後,又面臨秦國大軍的壓境,憂患的他只能先向老師鞠武請求解決的方法。鞠武是關鍵性的角色之一,他揭露了燕太子丹的第一個性面向:「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麟哉!」並在太子收留前來投靠的秦將樊於期時批評丹「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等話語。鞠武是燕太子丹的老師,對於太子丹的個性優劣應是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知道太子請託辦法時,絶不單只是秦軍「且至於燕」的因素,應是參雜些許私人恩怨。作者前文先交代秦王與燕太子丹之間的過節,使鞠武訓斥太子丹時更具合理性。

然而,鞠武似乎並沒有對太子丹提出好的方法。學者韓兆琦曾曰:「鞠武之言貌似有理,其實是自欺欺人的空話。十年前東方六國尚強時,蘇秦倡合縱尚不能抵抗秦國的遠交近攻,更何況現時六國已經如殘燈搖曳之時哉?對比荊軻諸人,鞠武是一個迂腐孱弱的形象。」鞠武提出了當時局勢顯然無法成形的解決之道。但是相較於燕太子丹而言,鞠武的心是國家情感大於私人情感的。他認為太子收留樊於期的行為,無疑是「委肉當餓虎之蹊」、「資怨而助禍」,就像是鴻毛放在爐炭上燃燒,很快就燒完了一樣危險。反觀太子丹,其私人之情顯然大於國家社稷,他對鞠武說:「丹終不以破於彊秦而泣所哀憐之交」,換句話說,在可以允許的情況下,兩者都想兼得。鞠武見別無他法,便將當時有名的隱居者田光介紹給太子丹。

太子和田光見面交談的過程可以分為兩個視角來觀察,一是燕太子丹的恭謙、二是田光的忠貞。太子丹一見到田光,便「卻行為導,跪而蔽席。」,堂堂太子,願意親自為田光引路、拂坐席,充分展現「用才」的誠意。後得知田光為保密而自刎的死訊時,「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悌」為痛失一位忠臣而哀,這樣的感情是真情流露,絕非造假。筆者認為太子丹是「惜才」、「愛才」的,但因為太過拘泥在私人情感,導致他送田光出門時,還不忘殷殷告誡此為「國家大事」。丹的本意是想保證大事的成功,聽在田光的耳裡,卻是另外不同的解讀。而田光的死,雖是「欲自殺以激荊軻」,但筆者認為這只是表層文字的描述,更深層的應是對「不遇時」的一種反動。田光聽完太子的請求後,表示「臣聞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致其衰老,駑馬先之。」具有能力、精力時想要有一番作為,始終落空;等到有機會施展長才時,卻已垂垂老矣。但在田光的內心世界裡,我們可以大膽的作一番推測:儘管能力已不如前,隱居者田光還是願意讓自己對於國家的「忠貞」犧牲奉獻,為了不讓國家機密外洩,他選擇了自刎一途。田光其實大可以好好活著,自己嚴守這項秘密。他在自刎前曾對荊軻說:「夫為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又說「言光已死,明不言也」等語。太子丹的再三叮嚀在田光的眼裡看來是種侮辱,一種對於「忠貞」的懷疑,對此,他以死明志。(教師眉批:田光究竟為何而自刎?太史公「激荊軻」是一種推測;而你所言「明志」也是一種推測。推測本不能確保為真實,但需要以文本為論證。倘若田光是為「忠貞」而犧牲,目的是不洩機密,這其實是矛盾的。因為他確知自己不會洩密,那麼自刎並不會實質上讓他更為忠貞。他是把生命用來宣示自己之「志」,用這樣激烈的手段來意謂不讓自己的節操受到絲毫懷疑。如此看來,他的死是成全自己,而不是成全國家。)

《蘇洵‧六國論》曾云:「至丹以荊卿為計,始速禍焉。」荊軻拜見燕太子丹,兩人討論如何保護燕國不被秦國所滅,而回歸文本原文,此「計」的大略是由太子丹所提出,認為以重利引誘秦王,便可以像曹沫當年挾持齊桓公一樣,找到生擒或刺殺秦王的機會,將佔有的土地歸還。筆者認為,太子丹是不夠深謀遠慮的,若荊軻真如理想中生擒秦王,逼迫交還侵略諸侯們的土地,等到挾持事件一落幕,秦王是否就會如期歸還?,再者,若刺殺秦王,難保又不會出現另一位秦王,來完成當時即將統一的六國霸業呢?相較於荊軻,他對於太子丹的計謀考慮許久,才回答:「此國之大事也,臣駑下,恐不足任使。」這番推辭之話,是荊軻「深沉」一面之展現,顯然他認為此法不太可行,而非純粹的客套話語。「太子前頓首,固請勿讓,然後許諾。」雖然一國之太子對荊軻行此重禮,但若依照作者在前文對於荊軻所賦予的「形象」,應是不會輕易同意的。筆者認為,荊軻的答應行刺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田光自刎前之所託、另一是想對當時飽受秦國摧殘而生靈塗炭的社會犧牲奉獻。田光是在荊軻面前自殺,其給予的震撼自然非同小可,而請求荊軻答應幫助燕太子丹是田光死前的心願。田光識得荊軻的才幹,是荊軻真正的「知己者」而非燕太子丹(教師眉批:這個看法很好),讓期望「有用」於當世的荊軻心存感恩之情;作者藉由太子丹之口,來陳述當時秦國無止盡的欲望:「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荊軻的同意,是建築在同情一個社會動盪不安、戰爭而民不聊生的百姓們,他想要反抗秦國因自我的私利而施行的暴政,出於一種自然的正義感和同理心「俠氣」(教師眉批:在文章中可能找到證據?)。此時的荊軻,早已將個人存亡置之度外,真正重要的是六國人民百姓的幸福和生死。

荊軻答應刺殺秦王後,一直處於「未有行意」的狀態。作者一方面寫荊軻遲遲未出發,另一方面又加強秦軍已佔領越國土地,壓境至燕國南界的危險氣氛。使燕太子丹焦急地請問荊軻,荊軻所給的回答是「微太子言,臣願謁之。今行而毋信,則秦未可親也。」這樣的答案,再一次顯現出荊軻「深沉」、具思慮性的一面。刺殺的計畫是由太子丹提出的,但是並沒有設想到當中的「細節」,反而因為秦國大軍將至而自亂了陣腳:「太子丹恐懼」,這顯然又再度暴露出太子丹個性上的缺點。反觀荊軻,為刺殺的「細節」提出了方法:需要樊於期將軍的首級和燕國督亢地區之地圖等「重利」才得已接近秦王。但是對於荊軻的提議,太子丹以「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間接拒絕。筆者認為,從作者從開始行文描寫燕太子丹時,就讓他處在一個「小」的感情架構。這樣的情感會讓太子丹陷入無形的自我囚禁,在文本當中,他儼然以「自己」作為一個出發點,如鞠武責備他不該記恨秦王待他不好、因為害怕田光洩漏國家機密再三叮嚀等。而到最緊要關頭之時,太子丹還是用「以己之私」的視角來看待整個燕國的存亡。這樣的感情視角,若丹的角色並非太子或是國家領導者,是彌足珍貴的,但是放入整個國家危險的局勢,燕太子丹既是太子、又是國家未來的領導者,「以己之私」的認知對照荊軻為國家社會慷慨赴死的「大」決心,就顯得較於狹小、不堪。

荊軻明瞭太子是出自於不忍心才請他多加考慮。便自行前往拜訪樊於期,告知他欲行刺的計畫後,樊於期將軍感慨地說:「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乃今得聞教!」便自剄而死。作者真正安排樊於期出場只有此段,且一出現便是以「偏袒搤捥」的誓死決心來幫助解決燕國的憂患、自我精神解脫的震懾之舉。筆者認為司馬遷先生安排此段的用意是再更加深入地比較荊軻與燕太子丹之間性格極大不同。面對樊於期之死,荊軻冷靜處理;反觀太子丹,「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似乎應證筆者前文之述。

取得樊之首級、燕之督亢地圖和一把碰觸足以致命的匕首後,太子丹又找了一位助手來幫助荊軻:「燕國有勇士秦舞揚,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秦舞揚是燕國的勇士,小小年紀就已敢殺人,所以被選為輔佐荊軻進行刺殺行動。有學者認為挑選秦舞揚的燕太子丹突顯其「不識才」的另一缺點,但筆者認為,作者是為了要對映在肅穆的秦國宮殿將要行刺時營造出詭譎、恐怖氣氛,讓當時已敢作出一番驚天動地的十三歲少年都不禁顫抖、害怕、膽怯,反觀荊軻處變不驚且從容的態度更顯出荊軻即使面對如此驚險場面卻不退卻的「勇氣」和「決心」。(教師眉批:但畢竟秦舞揚是燕太子丹所挑選,而非太史公虛構。所以固然在文章上有對比之用,卻不能說為了達到對比之用而挑選此人。)

「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荊卿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秦舞陽。』荊軻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返者,豎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彊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這段文字筆者認為是荊軻刺殺行動失敗的原因之一。核心的失敗關鍵點在於荊軻的個性,前文所提及其形象是屬外表粗曠、內心心思縝密的「深沉」之人,但在此段可以觀察到因為荊軻似乎在等待什麼人一同前去秦國,而遲遲沒有出發,太子便懷疑荊軻是否反悔而詢問。此時的荊軻竟以「怒」之情緒來回應太子,並且逞一時之氣而決定出發。(教師眉批:荊軻何以此時不能忍?之前不是對他人怒之、目之皆能忍?可再深思。)這與前文塑造出近乎「完美形象」的荊軻暴露第二項缺點:終究因為受到外在的刺激而走錯一步重要的棋,有研究指出若荊軻可以忍受一時,而等待至「什麼人」出現一同前往,或許「荊軻刺秦王」歷史事件將會重新譜寫。

出發之際,太子與賓客們為荊軻一行人送行。「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頓時,哀傷的氣氛包裹整個送別場景。「士皆垂淚涕泣」直至荊軻又歌,而「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荊軻遠走了,離開燕國。他不回頭,抱著是為天下百姓爭口氣和必死的決心。司馬遷先生用簡短的文字,營造一行人悲傷送別荊軻的背影,不寫激動的道別,而寫「不回頭」給讀者留下悲悽的想像空間,場面悲情而動人,使此段成歷代文人在書寫歌詠荊軻的詠史詩的經典畫面。

荊軻來到秦國,透過秦國寵臣蒙嘉美言晉見秦王政。進入宮殿後,秦舞揚的臉色怪異,似已讓恐懼感佔據身心而「色變振恐」,此時荊軻只是從容不迫地「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慴。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顯現出荊軻堅強、臨危不亂的意志,讓秦群臣們的注意力轉移。荊軻依照秦王命令上前奉上地圖,「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描寫「刺秦王」過程的膽跳心驚場面時,作者巧妙地運用二、三或四字構成一短句,增加文字的節奏快速感,讓讀者有如親臨現場一般,手心沁出手汗、喉嚨彷彿被壓抑住的真實感。「荊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群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荊軻與秦王的動作畫面似膠片般接連不間斷地放映者,司馬遷對於文字描繪的高度掌握技巧,在此便完全展現出來。(教師眉批:這段刺秦文字,與戰國策燕策的記載完全相同,是否為史公文字,仍有不同見解。)清代學者牛震亨對於此段的評價相當高:「荊軻逐秦王一段,本可整齊述之,偏用極歷亂之筆:亦本可簡約敘之偏用即詳細之筆。…… 此中摹畫敘次有絕大神通,太使公出力寫來,後人當悉意求之。」

秦王在殿上倉皇奔走,躲避追殺,荊軻在最後「荊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擿秦王,不中,中桐柱。」刺殺行動失敗後便「倚柱而笑」,此時荊軻的笑,是即將面臨死亡但豁然的笑,沒有後悔、只有遺憾:「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

說明了刺殺不成功的原因之一。筆者認為,荊軻在刺殺事件失敗的原因可分為心理與身理。在心理上,將秦王先「生擒」不成後「刺殺」的念頭讓荊軻在侍醫夏無且以藥囊擊之前,錯失良機;在身理上,荊軻受到秦王「負劍」後的傷害「斷其左股」且因文本開頭前文所提及荊軻與蓋聶、魯句踐討教劍術和棋藝時並不精通致使「刺殺」的毒匕首投擲失誤。也難怪魯句踐在聽聞荊軻刺秦王的事件之後,私下說:「嗟呼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甚矣吾不之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為非人也!」(教師眉批:此句應更有深意。)

荊軻去世後,作者未交代秦舞揚與隨行之人們的下落,似乎是遺漏了。不久,燕國即遭到秦國滅亡的命運,太子丹遭到斬首。荊軻好友高漸離過著隱姓埋名的夥計生活,後認為「久隱畏約無窮時」,於是善擊筑的名聲便散播開來,秦王聽到了這個消息「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扑秦皇帝,不中。」作者以高漸離再度行刺秦王作為文章的一個收束,高漸離承襲荊軻血液中的民族精神、骨子裡的珍貴節操。雖然他們二位都刺殺未成,卻也使威震天下的秦王「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了。(教師眉批:促使高漸離刺秦的動機是什麼呢?)

三、結論

宋代王安石曾在〈書刺客傳後〉:「荊軻豢於燕太子丹,此二人者,污隱困約之時,自責其身,不妄願知,亦約有待焉。」這是王荊公先生在閱讀《史記‧刺客列傳》後書寫,他認為荊軻與燕太子丹的情操是難得而可貴的,珍視自我的人格,不輕率的讓別人知道,也是善於期待的。筆者認為,在刺客列傳荊軻部分裡,荊軻和太子丹是當中的核心人物,作者在這兩人上耗費許多心力描繪兩人。他們是人,既有優點,也會有缺點,燕太子丹的優點讓他對田光、樊於期等人是不拘泥矯作的真性情,其缺點讓他看不到國難,未能深謀遠慮,終究遭致國家滅亡;荊軻的優點讓它比太子丹更加考慮周詳,心思縝密,為燕國出發刺殺秦王的行動已經突破國與國之間的劃分,荊軻只視它為兩個整體:一個是實行暴政的秦國、另一是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的百姓,他要為天下百姓發難、以己之力來對抗蠻橫的秦國,其缺點在於不夠虛心求教、劍術不精,過於理想化的追求導致刺殺行動失敗。(教師眉批:文中實缺乏明證。)

作者在書寫刺客傳時,不斷地以烘托手法來突顯重要的事物、角色,如蓋聶、魯句踐的怒氣烘托出荊軻的「忍」;太子丹的己之情和鞠武、田光、荊軻等人的國之情;荊軻的深沉和太子丹的慌亂;秦舞揚的臉色怪異和荊軻的從容不迫等。場面營造的手法也相當高明,例太子單和其賓客送別荊軻於易水畔旁悲壯悽情之景、荊軻在秦國皇宮殿上刺殺秦王政驚險一景等。文本有開頭、有情節、有高潮、有結局,儼然就是在看一部精采的小說。司馬遷在書寫《史記》時特別鍾情於「悲劇英雄」,他不以世俗的成功與評價作為立傳的依據,而是像他在《史記‧李將軍列傳》對於飛將軍李廣的評價:「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給予肯定。荊軻沒有成功,但他的事蹟流傳千古,直至今日,「荊軻刺秦王」已成家喻戶曉的歷史事件。司馬遷在文本最後的論贊曰:「自曹沫至荊軻五人,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較然,不欺其志,明垂後世,豈妄也哉!」說明作者作《史記‧刺客列傳》立意。書寫五名刺客的行刺雖然有些成功、有些失敗,但是他們的出發點都很明確,就是不會違背自己的心意而為知己者犧牲奉獻。

四、參考書目

1.專書(以出版先後為序)

司馬遷著《史記選注匯評》,臺北:文津出版,1993

賴漢屏《史記評賞》,臺北:三民書局,1997

沈松勤註譯《新譯王安石文集》,臺北:三民書局,2000

韓兆琦編著《史記題評》,西安:陜西教育出版,2001

張大可《史記選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可永雪著/張大可、安平秋、俞樟華主編《史記研究集成第九卷‧史記文學研究》,

北京:華文出版,2005

羅立剛注譯《新譯蘇洵文選》,臺北:三民書局,2006

韓兆琦注譯《新譯史記》,臺北:三民書局,2008

2.期刊論文(以出版先後為序)

〈史記刺客列傳探析〉,吳惠珍,《台中商專學報》,第24期,1992.6

〈荊軻刺秦王句析〉,張文虎,《中學語文教學參考》,1995.5

〈小議荊軻刺秦王〉,王康泉,《語文教學與研究》,1996.11

〈史記荊軻傳解讀〉,劉貴華,《湖北師範學院學報》,1999.2

〈荊軻刺秦王的烘托藝術〉,陳曉龍,《語文天地》,1999.3

〈讀史記—刺客列傳〉,譚潤生,《中國語文》,2001.8

〈多方映襯,水到渠成—荊軻刺秦王人物刻劃手法析〉,吳蘊閣,《閱讀與鑑賞》,2005.2

〈昔人雖已沒,千載有餘情—史記刺客列傳及其改編研究〉,蔡忠道,《人文研究期刊》,第1期,2005.12

〈書、劍與酒及俠之大者—解讀史記刺客列傳中荊軻形象的文化內涵〉,唐紅,《攀枝花學院學報》,2008.1

〈歷史與虛構—以敘事角度論燕丹子與史記荊軻刺秦一事〉,黃小蓁,《問學》,2008.06

〈論史記刺客列傳的敘事結構及其創作根源〉,李澤需,《經濟與社會發展》,2008.7

〈荊軻刺秦王備課札記〉,蔣文清,《湖南教育(語文教師)》,2008.8

2009年5月15日 星期五

97(2)古典詩選期中考作答範例

一、李白的樂府,運用樂府舊題,將古題的藝術深度與境界延伸而凝定為一種美的典型,由現實提煉出更深廣的關懷,也把舊題樂府發展到頂峰而光輝,試析論李白〈遠別離〉如何融合舜、二妃神話與樂府、屈騷以寓個人情志。(引詩為佳)

【得分/配分:20分/20分】

清人沈德潛對於李白書寫的古題讚譽有加,他形容李白的樂府有如:「大江無風,波浪自湧,白雲舒卷,隨風變滅」的質的。李白繼承了從漢魏一直不斷流傳下來的樂府古題精神,吸取接納其精華,並結合唐人特有的書寫氣質而融合成更為創新、昇華的藝術。以下是李白〈遠別離〉的樂府古題分析:

〈遠別離〉原出於樂府中的〈相和歌辭〉,題解云:「楚辭云:悲莫悲兮生別離。古詩曰: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古又云〈生別離〉,又可稱〈遠別離〉、〈長別離〉。李白的〈遠別離〉在文中使用了古時舜與二妃神話的典故來作一開端:「遠別離,古有皇英之二女,遠在洞庭之南,瀟湘之浦。」「二妃」為「皇英之女」,也就是堯的二位女兒:娥皇和女英。「海水直下萬里深,誰人不言此離苦?」李白在此還並未真正顯露出他的寫作用意,直到「我縱言之將何補?」才有所揭露。元代蕭士贇曾編《分類補注李太白集》,他認為李白是藉由舜與二妃神話來寓個人情志:「太白熟觀時事,欲言則懼禍及己,不言則愛君憂國之志不能自己,堯舜之事,特借此耳。」李白擅於從古典的元素中擷取自己所需,再經過加工放入自己的情感,為樂府古題創造一新的境界。

「皇穹竊恐不照余之忠誠,雷憑憑兮欲吼怒。」

李白採取以舜和二妃的神話故事作一表層,從中輕扯出一絲,自己欲言之語。在文句中 ,李白不斷地加入屈騷的語氣「兮」字來凝緩整個文本的節奏。如「君失臣兮龍為魚,權歸臣兮鼠變虎」除了讓讀者可以更加細細品味咀嚼當中深意,也使得文句語氣變得吞和吐、隱和顯,撲溯般的迷離和寓言式的清醒,使李白〈遠別離〉可說是重新譜寫樂府古題的上乘之作。

二、龔自珍論:「莊屈實二,不可以併,併之以為心,自白始。」李白詩兼有屈原和莊子兩種深刻的特質,試以李白〈蜀道難〉、〈長相思〉、〈長干行〉、〈擬古〉等詩,論述李白這種書寫特質與其於漢魏六朝文學作品中的承領與創發。

【得分/配分:30分/30分】

明代學者胡震亨《唐音癸籤》一書中曾精準地提點出閱讀李白的詩,若未具備三種條件,可能會有閱讀上的困難:一是不解樂府古辭之原委,二是不懂李白遭遇身世之慨,三是未盡讀古書。古籍需加以熟讀,才能深刻地體會李白對於古典元素的靈活運用。尤其是《文選》、《楚辭》和《莊子》。以下是用李白〈蜀道難〉、〈長相思〉、〈擬古〉作一試析:

〈蜀道難〉為一古題,《樂府詩集》題解云:「《古今樂錄》云:王僧虔《技錄》有〈蜀道難行〉,今不歌。」對於李白寫作〈蜀道難〉一文之用意,歷代以來皆有許多臆測,有的人認為是在諷章兼仇琼,也有人認為是在嘲諷嚴武 (他們都是四川任地的官員)。蕭士贇的看法似乎較為可信:「太白蓋深知其幸蜀之非計,欲言則不在其位,不言則愛君憂國之志不發,故藉此以達意爾。」然而,胡震亨則認為:「此樂府古辭也,太白為蜀人,自為蜀詠。」李白承接漢魏六朝文學作品的傳統,描寫「蜀道」之難行,開頭便以開門見山手法寫道:「噫吁戲!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拉大、拉闊了整個蜀道之境面。接著不斷描寫蜀道之峻峭、蜀路之崎嶇難行,與氣氛之詭,如「黃鶴之飛尚不能過,猱猿欲渡愁攀援」、「地崩山摧戰士死,然後天梯石階相鉤連」、「枯松倒掛倚絕壁」等。李太白對於山水的描繪功力,蜀山的氣勢之壯闊,則不由自主地突顯出來。李白以文字描摹蜀山的不是細末支節,而是對於蜀道的山水的氣魄營造,生命力十足。讓讀者感覺到不是大唐山水感染了他,而是他感染了大唐的山水。

〈長相思〉、〈長干行〉、〈擬古〉皆為樂府古題。〈長相思〉以美人形象點出他在長安仕途的不順遂。「長相思,在長安」。長安是對唐代詩人有特別地方感的地域,那裡是唐皇之住地、唐代之龍脈。詩人藉著美人的眼睛穿穿等不到的良人歸來的相思,直直凝視著長安「美人如花隔雲端」但好似又看不太清楚,只能「長相思,推心肝」了。〈長干行〉一文也有許多人加以重新書寫,但最膾炙人口的還是李白的詩作。李白描寫一女子從小時未識得情欲,「郎騎竹馬來,遶床弄青梅」到新婚之時的羞顏未起「低頭向暗壁,千喚不一回。」詩人不斷以生活片段來充實女子與良人的至深情意,詩的一開始的每二句開頭皆以年歲勾勒女子的輪廓,再以季節加深對於情感的思念。至於〈擬古〉一文,李白從詩名上就大膽地闡明詩人之用意,就「古」之材料中的承領與創發,想必也許是不遑多讓了。

三、唐人稱「詩家常憶謝玄暉」,謝朓〈晚登三山還望京邑〉詩常為人所樂道。李白詩中論謝朓者尤多,在懷念謝朓的風範之餘,李白詩如何受到謝朓詩歌的影響?宋.趙師秀稱「玄暉詩變有唐風」?試由李白與謝朓詩論析,引詩為佳。

【得分/配分:25分/30分】

謝朓為六朝之齊梁作家,使用沈約制定出來的「永明體」作為詩的基調。文學史上普遍地認為謝朓的詩風評價為「清麗」。學者葉慶炳在《中國文學史》一書中也認為小謝的詩風有別於大謝的「富豔而工」。

「清麗」一詞,對於六朝講求極度奢靡華美的詩風,可說是相當突出,但謝朓的文字兼並了清麗與華美,對於自然的疏淡清遠,而又不失真摯情懷。如「白的麗飛甍,參差皆可見」、「餘霞散成綺,澄江靜如練」。「白日」、「麗飛甍」、「餘霞」、「澄江」皆是日常生活中之普遍,謝朓把這些普遍的但卻重要的元素加以擷取,化用自己的文學語言,成為一繽紛美妙的整體。而謝朓這種清麗的寫作風格,歷代評論家曾有人這樣描述:「六朝人律不同而唐語氣相似者:『餘霞散成綺,澄江靜如練』初唐也。『金波鸝鳷鵲,玉繩低建章』盛唐也 。『天際識歸州,雲中辨江樹』中唐也。『魚戲新荷動,鳥散餘花落』晚唐也。俱謝玄暉詩也。」說明了謝朓不只在六朝詩史上有所突破,更開啟唐人書寫風氣之先。使唐人在寫詩之際,經常回憶起謝朓,稱「詩家長憶謝玄暉」而當中最推崇謝朓的,當屬李白。

李白在晚年時曾多次進入宣城,書寫了如〈謝朓北樓〉、〈金陵城西樓月下吟〉等詠懷謝朓之作:「解道澄江靜如練,令人長憶謝玄暉」、「謝念北樓上,臨風懷謝公」、「蓬萊文章建安骨,中間小謝又清發」。宣州是李白和謝朓一心靈交流地,謝朓曾任宣城太守,而李白只要一進入宣州,便不由得想起這位與自己身世相同的文人。他們之間有許多相似之處,對於山水的愛好,使「自然山水」轉化為「心靈山水」,以及李白對於謝朓清麗詩風的嚮往和追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