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談將先秦諸子分為陰陽、儒、墨、名、法、道德六家。班固加上縱橫、農、小說、雜家稱為十家。但我們這邊只討論具有高度自覺性、理論性與系統性的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墨家思想、法家思想與名家思想。
（一） 儒家思想：先秦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有三：孔子、孟子及荀子，而重要經典著作則有：《論語》、《孟子》、《荀子》、《易傳》、《中庸》等。
- 以《論語》為中心的孔子思想，表現出以下幾個重要內容：(1)依孔子，禮樂的意義在於人文化成，是吾人對生命成全、成就、完成的一種合理方式，其目的在要求吾人生命的合理。而吾人對生命合理性的追求，並不是外在的強制或制約，而是吾人生命內在本有之要求，此種要求表現在吾人不合理生命中的不安不忍上。易言之，吾人之生命本身即有一種追求美善與合理的要求，此即吾人的「仁心」；由此仁心的不安不忍而要求生命的合理表現，此即吾人內具之「義」；進而建立一種客觀形式以完成吾人生命合理的要求，此即「禮」的由來。此即所謂「攝禮歸義」、「攝義歸仁」，以仁做為義與禮的基礎或根據。(2)孔子以忠恕做為吾人充分呈現仁心的主要「修養工夫」，經由忠恕，人不僅要為自己的生命實現最合理的內容，同時對要能推己及人，而與所有人分享生命的美善與真實，所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仁者不僅是自我生命的完成，也同時要與一切的存在一起完成其存在的意義，此即由內聖的修養而推至外王的必然歷程。(3)理想的實踐必然代表對現實的批判與超越，因而現實中不合理的存在也就成為實現理想的阻礙。此中，許多阻礙又是人所無法避免的，此即有「命」的限制。而孔子在與隱者對話的同時，即表現出即命顯義的理想主義與「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坦然，建立儒家樂觀進取、無憂無懼的生命理想。
- 時至孟子，便首先以心性論進一步正式將仁心仁性以「良知四端」加以明確規定，並對告子的人性論進行嚴厲的批評。此外，並以知言養氣、存養擴充，擴展了忠恕的修養論；更以仁政王道、革命禪讓之說，充分展開孔子政治思想中未竟之意。
- 其後的荀子則重視客觀禮義師法的外在規範，試圖通過化性起偽的方式，達到建立人文世界的用心。荀子雖然通過化性起偽而批評了道家的自然，但是另一方面其對性惡論的堅持，以及其對心及天的態度，使其逐漸遠離孔孟的心性論傳統，而成為岐出的儒學。
- 除了孔孟荀之外，《易傳》與《中庸》對於形上學的討論，成為先秦儒學回應道家形上學的重要代表，基本上，它們乃是以道德說明一切存在的意義，是一種「道德形上學」（moral metaphysics）。（王邦雄、岑溢成、楊祖漢、高柏園著：《中國哲學史》，臺北市：里仁書局，2005年出版，頁23-24）
（二） 道家思想：老子與莊子是先秦道家的代表人物，而道家首先是由周文疲弊的負面影響上加以反省。禮樂是有為的人文形式，而僵化的禮樂是扭曲吾人生命的主要來源。因此，道家首先要對治此扭曲與造作，是以採取「無為」的方式以遮撥此有為的扭曲，進而使一切存在能還其本來的自由自在。……道乃是聖人為而而無不為的境界客觀化，道是一種境界型態的客觀化，道家也主張一種境界形態的形上學。至於莊子，則以逍遙為其宗旨，以齊物為其工夫，而由養生主、大宗師、應帝王，為其具體境界之描述。值得注意的是，莊子的齊物乃是以「不齊之齊」的方式齊，不是讓萬物服從於某一外在標準，而是自覺外在標準的方便性、主觀性，從而使一切存在成其為自己，所謂「萬物靜觀皆自得」也。因此，齊物乃在齊心上下工夫，而逍遙的境界及其聖人的功化，也只是此一境界充分展開，此莊子思想亦為一典型的境界形態。 （王邦雄、岑溢成、楊祖漢、高柏園著：《中國哲學史》，臺北市：里仁書局，2005年出版，頁24-25）
（三） 墨家思想：對於周文疲弊，墨家是以質救文，採取全然相異於周文的方式。墨子以兼愛為其終極關懷，由是而能交相利、非攻，達到天下太平的理想，而此理想無他，正是天志的主要內容。易言之，天志是最高的價值根源與權威，而兼愛正是天志的內容，因而也是吾人所必須貫徹的內容。為加強天志的權威性，是而有「明鬼」的要求，以及尚同的主張，從而通過宗教及政治的力量，完成天志兼愛的要求。既是以天志為價值根源，是以心性及修養問題，便不是墨子思想所重視的，也因而使得墨子思想雖然有著極高的理想性，但是對生命的自覺與反省，便缺代深刻的體會，而成為中國哲學的偏支與伏流。（王邦雄、岑溢成、楊祖漢、高柏園著：《中國哲學史》，臺北市：里仁書局，2005年出版，頁25）
（四） 法家思想：法家與墨家同樣是放棄了已然僵化疲弊的周文，不同的是，墨家仍有其天志、明鬼的宗教基礎或根據，而法家則完全以現實的功利做價值取捨的標準。法家以韓非為集大成者，分別結合了商鞅、慎到及申不害對法、勢、術的理論展示，進而有機地建立自己的法家思想。韓非將人性視為是中性的趨利避害，歷史是由道德、智謀而到今日以氣力相爭的發展，因此，要達到國富兵強的大利，便須以農戰是尚，以法、術、勢為主軸，建立一個人人守法卻可能只是「民免而無恥」的國家與社會。不幸的是，法家由於其與秦朝政權的密切關，使其難得歷代的正視與公開討論，而其積極的正面意義也就隱而不彰了。（王邦雄、岑溢成、楊祖漢、高柏園著：《中國哲學史》，臺北市：里仁書局，2005年出版，頁25-26）
（五） 名家思想：重要人物有惠施與公孫龍，他們兩人的思想並不直接對當代周文疲弊加以反省，而是對人的感覺／理智之分別加以思考。惠施之觀點，注重於個體。個體常變；故惠施之哲學亦可謂為變之哲學。公孫龍之觀點，注重於共相。共相不變；故公孫龍之哲學亦可謂為不變之哲學。二人良學說雖不同，然皆用理智觀察世界所得之結果也。辯者所持之論，皆與吾人感覺所見不合。辯者蓋用理智以觀察世界，理智所見之世界固可與感覺所見者不合也。（馮友蘭：《中國哲學史》，台北市：臺灣商務，民82，頁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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